化股东权利行使的程序保障和事后救济。但是从制度层面上讲，笔者认为，这种规定还是不完善的。

　　质询权的制度价值在于，对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加以保护，弥补他们在行使表决权时的资讯不足，并最终达到防止在资本多数表决原则下，股东大会沦为表决工具的目的，但是从上述条文看，法律仅规定了在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上，股东拥有对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提出质询的权利，那么以什么方式提出，就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提出都不甚明晰。另一方面来看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何时回复，以何种方式回复，是否有权拒绝回答质询，以及回复到何种程度，都没有作出规定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如果这种权利受到侵犯，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救济，在现行法中也找不到答案。由此可见，虽然我国公司法明确地将质询的权利赋予了股东，但是从现行公司法的具体条文来看，这项权利难免又陷入以往某些权利被架空的泥淖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我国立法应该在如下几方面进行完善：第一、我国法律应当明确，股东可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就与股东(大)会议决事项相关的问题，向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提出质询。同时对于“相关”性的把握应当原则地规定为“直接关联———即为充分理解议案的内容、正确形成自己应有的赞成或否决的意思所必需”。第二、为了防止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对质询的问题进行模糊处理、也为了便于事后追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，宜对管理层的答复规定为书面形式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股东会上对于质询的问题管理层可能不能直接作出答复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宜规定答复可以推迟，但是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作出答复，同时股东(大)会应当中止。另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赋予股东会前质询的权利，这样就某些复杂的事项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可以提前做准备，以便于股东(大)会上可以很好地履行说明义务。第三、对于关系公司商业机密或者有损于公司利益、公共利益的质询事项，管理层应当有权拒绝回答。对于这一问题，各国有不同立法例，笔者认为我国应当采用列举加概括的立法方式进行规定———明确列举若干排除在质询范围之内的事项，最后加一个概括条款，将判断权交与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既防止管理层逃避法定义务也防止股东滥用权利。第四、对于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尽到说明义务的判断，应界定为达到真实、完整的程度，满足忠实义务的要求，且以一名普通股东正常理解能力下达到理解股东（大）会议决事项所需的程度为衡量标准。此外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信息不得误导股东作出错误判断，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第五、如果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，拒绝回答股东合理的质询或者回答的不完整，股东可以要求将拒绝答复的理由记载到股东(大)会的讨论记录上，并且在股东(大)会后一定时期内，可向法院提起诉讼。法院对股东是否出席(包括代理出席)及质询的问题作形式审查，但法院的审查并不涉及管理层回答的内容是否正确。

　　诚然，股东质询权的行使只是股东获取必要信息的途径之一，股东各项权利的行使或者实现都离不开必要的资讯。如果没有事先获得充分的公司信息，股东的某些权利就面临着被虚设的危险。最为典型的是股东的表决权，假如股东在表决前没有对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、章程内容、董事监事成员等信息有充分的了解，或者公司拒不提供上述信息，那么股东的表决权就根本落不到实处，充其量只是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制造出来的一场“表演秀”。因此，质询权的完善只是一个方面，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，我国立法应在保障股东获取充分信息方面作出更长远的规划和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