遗憾的是，旧《公司法》在坚持股东平等原则方面并不彻底，存在重国有、轻民营的立法缺陷。例如，该法第75条在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为5人以上的同时，破例允许国企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发起人少于5人，甚至是1人。

虽然募集设立的结果是吸收了许多公众股东，但公众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低，以至形成今天一股独大的局面。倘若时光倒流，该条要求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也具备5名发起人，那么在上市公司胎动之时就可以实现股权的相对分散化，从而避免今天的股权高度集中带来的公司治理疑难杂症。又如，该法第152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的必备条件之一是，“开业时间在三年以上，最近三年连续盈利”；但涉及“原国有企业依法改建而设立的，或者本法实施后新组建成立，其主要发起人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，可连续计算”。这显然是上市条件的不平等。
　　
上述计划经济的烙印明显违反了股东平等原则，也构成了对非国有经济，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。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，《公司法》与资本市场不仅要为国企改革和发展服务，也要为非公有制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。

为推动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共同发展和公平竞争，新《公司法》旗帜鲜明地落实了股东平等原则，将国家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上述的制度歧视一扫而光。此外，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只要具备《证券法》规定的公司债券发行条件，就可以像国家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一样依法发行公司债券，从而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瓶颈。因此，新《公司法》是一部平等型公司法、一般公司法、普通公司法，真正成了各类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纵横驰骋的普遍游戏规则。